介子学术讲坛|第六十八讲——基于新史学方法的翻译史分期研究

　　3月10日上午，外国语学院介子学术讲坛第六十八讲于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求是报告厅顺利举行。北京外国语大学夏登山教授为我院师生作题为“基于新史学方法的翻译史分期研究”的主题讲座，本次讲座由我院邓联健教授主持，吸引众多师生前来观摩学习。

（主持人邓联健教授）

　　夏登山，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主要是翻译和语言学。夏教授还兼任翻译史研究会理事和语用学研究会理事、Journal of Pragmatics等国内外期刊审稿专家、Routledge和De Gruyter等出版社丛书评审专家，及国家社科基金等多个项目评审、鉴定专家等。他近年来出版专著和教材8部，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8项，获得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排名第3），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主讲人夏登山教授）

　　讲座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史料与结果，讨论以及启示。讲座伊始，夏教授首先指出，研究翻译史应有问题意识，切忌为了分析而分析，而后从研究背景和研究方法着手提出问题，指出过去部分翻译史学研究从史料到结论的研究过程中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研究方法不够科学，采用举例证明的方法，其科学性和可靠性存疑。

　　立足于前人的研究，夏登山教授从研究问题出发，采用“检索+阅读”的方法，结合量化统计与质性分析，探究古代翻译实践所包括的类型及由翻译实践的类型看古代翻译史的阶段性特征。夏教授在分析过程中将《史记》至《清史稿》这二十五部正史中与翻译相关的记载提取出来，将这些史料分为三类：一是译者，即从事翻译的人；二是译作，即翻译所产出的文本和成果，包括口译和笔译的译文或译作；除此以外的翻译史料都可以归为第三类：译事，主要是翻译行为和翻译事件的记载。基于以上语料的三种分类，进一步指出研究结果：辽至清朝的翻译实践主要类型为“敕译、命译、令译、诏（进）译”，而后顺势引出讨论问题即：翻译的显现与显隐度，并得出结论：进译自辽开始出现，有自上而下的奉诏进译和自下而上的自发进译两种形式，在这两类进译史料中，译者和译作的显现度都显著高于重译和纯粹的诏译类史料，进译者大多是地位较高的朝廷官员。夏教授认为，作为国家翻译实践的进译，尤其是自发进译，标志了“尚译精神”的崛起和民族文化融合的新阶段，进译行为在辽代至清代的朝政治理、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和历法生产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讲座现场）

　　夏教授也着重提出学术研究应基于科学的研究方法，立足于前人的研究，善于发现问题，并且需要时刻对古代翻译史研究中过度概括的刻板成见保持警惕。

　　在讲座结束后的提问环节中，学院教师、研究生以及本科生积极提问，夏教授一一进行了解答，与会者受益匪浅。

（与会同学积极提问）

　　最后，邓联健教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邓教授表示，夏教授学术底蕴深厚，其研究对历史学民族学具有重要意义，且夏教授学习迁移能力令人赞叹，从语言学研究到翻译史研究皆取得卓越成就，讲座以“新史学方法的翻译史分期”的角度切入，深入浅出又多层次、全方位地向同学们古代翻译实践类型，翻译史分期以及相关学术观点的探讨，实为一场丰富的学术盛宴。邓教授还希望同学们通过此讲座有所收获和感悟，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习兴趣与研究水平。

　　本次介子学术讲坛在同学们的感谢声中圆满落幕。

图／王静怡

文/林俐娴